上世纪60年代，东北地区引进了一个“经济繁荣”的典型:哈尔塔集。不管它的意义如何，它的确切名称应该是集市或农贸市场。而东北人却称之为“大集”，诱导全国媒体跟风“大集长”“大集短”，让南方人一头雾水:“大集”的定位是什么？占地面积？商品种类？交易金额？

类似的“大”在今天依然弥足珍贵:在冰天雪地的季节，东北人依然可以吃到“大棚”里产的蔬菜。“温室”是日光温室或日光温室。但在东北，连讲究规范用语的新闻媒体都被称为“温室”，导致麻烦不断。“温室”的建造方式多种多样，投入和收益差异很大。比如有报道说某地建了50个“温室”，然后要详细介绍它的高度、面积、占地面积等等，否则整体规模就不确定了。

在今天的东北，经常可以听到“思想大解放”、“富民大讨论”、“谋求大发展”之类的说法。规模定位很难做到“大”，给了经营者虚构的借口，助长了夸大的意识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个乡镇政府参加听证会，几乎所有的发言人都夹杂着“通过思想解放”、“在富民过程中”、“谋求大发展的战略”…..会后我才发现，他们的“大解放”有的是几个村委会领导搞出来的，有的是炕上“大讨论”后“求大发展战略”搞出来的。

既然“大辩论”获得了“大解放”，就不能再搞“小事”了，于是有人决定启动“垃圾清运工程”、“除雪工程”、“街道绿化工程”。在更高的层面上，要强调:“重视环境卫生”，“发展交通”，“抓深圳生活网，搞好城市建设”。事实上，他们所说的“工程”和“职业”无非是工作和职业。

如果这些“大”都是来自特定的场合或环境，出于某种目的，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:牙牙学语的孩子缠着年轻的妈妈，“妈妈，我要一个大西瓜。”

妈妈抱起孩子:“大儿子，我们不要大西瓜。我们不能带着它。我们可以买一个大苹果吗？”大梨？\”

孩子还是不依不饶，妈妈说:“要不我们买个大气球吧！”

果然，孩子拿着比西瓜大得多的气球在笑，不时有路人会夸他:“看这大胖小子！”

如果把对话中的“大”字全部省略，完全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。可见，东北人说的“大”字，已经不再是修饰语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心理性格。

当然，谁也没有权利去指责一个地区的语言习惯，但东北人说“大”所折射出的思维和心态，却不能不让人回望和思考。东北方言的形成源于历史上两次大的文化交流:

一是努尔哈赤创建清基时，大量随军南下的东北人吸收了黄河、长江流域的语言文化，部分人陆续回乡时，也从五地、八地带回了“语言特长”。后来清朝以“柳条边”为界，将土地划入新疆，封禁东北200多年，为东北方言成为一个独立的家族创造了客观条件。

第二，是清末的一次民族大迁徙。涌入东北的山东、河南、河北人，带来了大量的地域方言。经过与东北语言的碰撞和排斥，“南腔北调”实现了一定的“本土化”。语言学研究发现，北京话中有大量的满语，满语的真正发源地在东北，很好地说明了上述观点。

一个住在深圳的朋友让我说出一家店的名字。他租了一个店面大小40多平米的店铺。要求很简单:多一点优雅，多一点大气。几经思量，我给了他两个字:于波。

他见了，连连叫好，却又问:“那后面呢？”

“叫店，卖店或者专做。”

我的朋友若有所思地盯着“于波”…

我去祝贺开业，当我看到远处的招牌时，不禁赞叹:于波广场。

没过多久就接到朋友的电话，说“广场”的生意挺好，准备租下隔壁的两个房间扩大生意。放下电话，我感到一丝恐惧:你再来找我给店起名字，我该叫什么？

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向同事吐露了我的“恐惧”。没想到，不善言辞的他却开口说:“不好办，就在中国深圳的生活网上加个‘大’吧！”

我恍然大悟:高！真的很高！

本期编辑_吴书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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